咖啡馆是城市的魔力空间，它既是公共的，又很私人；既充满仪式性，又轻松惬意；它让人们享受独处，又令人们互诉衷肠。

4月初的一个下午，我结束采访走在鼓楼大街上。北京的春风吹得人凉飕飕的，我的身体突然热切地呼唤一份温暖、松软、甜腻的松饼。一年以前，我常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写稿。毫不犹豫地，我拐进了这家咖啡馆，直奔我的“专属”座位而去。不过，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人。而我居然认识他。我的同事张星云正正襟危坐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着字。

这个城市里有超过两千家咖啡馆，但我们的相遇绝非偶然。首先，我们需要一家咖啡馆来写稿。如果不是截稿日迫在眉睫，在家办公往往意味着一事无成。如果有其他人在——“天哪，电视机的声音太吵了！”“他／她在厨房里干什么，有什么好吃的？”“现在安静了，是睡着了吗？我也有点困。”

而如果是一个人在家，当你打开空白文档的时候，你总会发现：是时候清理一下电脑键盘了，桌子上也有些灰，地板上的猫毛该处理一下，沐浴液没有了，上淘宝买一个吧，等等，这件衣服看起来也不错……这个时候，站起身来换身行头，奔赴几公里外的一个咖啡馆几乎等同于焚香沐浴，是一种虔诚的仪式，落座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回了魂。是啊，如果不能在这儿完成几千字，怎么对得起这一趟奔波呢。

《等一个人咖啡》剧照

有研究显示，70分贝的噪音最利于从事创意性的工作。一个名叫coffitivity.com的网站专门给去不了咖啡馆的人播放咖啡馆特有的背景声。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咖啡馆给我们提供了“观众”。心理学的社会促进效应（Social facilitation）认为，共同工作或有其他人旁观会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在咖啡馆，葛优瘫没了硬件条件。当身边的人看上去都在认真工作和阅读的时候，抱着笔记本的你我也不大好意思游手好闲。而咖啡馆的另一大妙处在于，它不像卧室和家那样令人慵懒，又不像办公室那样过于正式，使工作也有了一些轻松惬意的味道。

既然同样是为了写稿而来，我们对咖啡馆，乃至座位的要求自然高度趋同。这家咖啡馆简约的工业风装修和老北京院落的建筑格局令人感到放松；空间宽敞，邻桌之间不会相互打扰；方形的桌子足够大，能够舒服地摊开电脑和参考书；菜单上的饮品和食物种类丰富；服务员和蔼可亲，会勤快地给顾客添水；一个总是有手纸、总是整洁的卫生间对于长时间逗留的人来说也很重要。

《盗火线》剧照

咖啡馆有一个中间庭院。我们不约而同选择的座位恰好位于庭院边上连接前后两间平房的宽敞走廊处，有一点偏安一隅，又不太过偏僻。我可以埋头写我的稿子不被打扰，而当我感到疲倦的时候，抬起头来就能透过落地窗看到整个中庭。庭中老树荫荫，四季光阴皆在于此，瞬间就让人惬意起来。张星云更是把咖啡馆开发成了生活空间延展的据点。工作了一整个白天以后，他会把包存在店里，直接去附近的什刹海跑个步，或者赴约和朋友听一场脱口秀，再回到咖啡馆里来工作到夜深。

我们对在咖啡馆工作上瘾，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写作本身是极其孤独的，尤其是长时间独自在家写作。我们想要摆脱这种孤独，又不希望被打扰。对这种微妙的心态，奥地利小说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有句绝妙的评论：“咖啡馆里大部分的人，对世人的厌恶与对世人的渴望同样强烈，想要独处，却需要有伴来独处。”

《天使爱美丽》剧照

在咖啡馆，每个人守着的一张小桌都是一方小小私域，但你又能够随时与周遭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我想，这大概是写作的人们都爱咖啡馆的原因之一。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描述过自己在圣米歇尔广场咖啡馆里工作的情形。当他从自己的创作中抽离片刻，抬起头来：“一个少女走进咖啡馆，独坐在靠窗的桌旁。她很美，脸色鲜润……我看着她，她撩到了我，让我兴奋起来。我希望可以将她写进故事或其他哪里……”而当作家低下头去继续写作，很快又沉浸于内心的世界：“故事自行恣肆推进，我简直都跟不上。”每次抬头，或削铅笔时，海明威都会注视那个少女，陷入想象与创作的兴奋之中：“我想：我看到你了，美人，你现在属于我了，无论你在等谁，无论我是否还能再见到你。你属于我了，整个巴黎都属于我，而我属于这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蒂凡尼的早餐》剧照

有时候，无须一个特殊的人，空间本身就有魔力。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多年来一直旅行，她的许多写作、思考和阅读都是在异国他乡的咖啡馆里完成的。她告诉我，她印象最深的咖啡馆是在德国临近波罗的海的一座小城里。在奔赴下一站荷兰之前，她有几天在小城逗留。

临近冬天，下午三点天已擦黑。又逢下雨，道路泥泞，街上空无一人。闲来无事，当地的朋友把她领到一个咖啡馆。咖啡馆是由一间小剧院改建的。人们去德国各地搜集被拆掉的剧院的旧物：桌椅、装饰画、节目单，乃至杯盘，把它们变成了这个咖啡馆的陈设和用具。他们还做了一本书，记录了所有这些东西的来历。咖啡馆所在的这个小剧院从前会上演木偶剧，使用的是真人大小的木偶。陈丹燕坐下来喝咖啡，她身边的椅子上就坐着这样的一个木偶陪着她。“你一进去就知道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一百多年以前的舞台、幕布以及所有充满时光痕迹的东西，那种戏剧和幻想的气氛没有消失。”在这个咖啡馆，陈丹燕完成了自己很重要的一整套书的构思。

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孤身一人去咖啡馆。艺术家石青研究咖啡馆的历史，他发现，在许多地方，咖啡馆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聚集特定人群。比如在英国，咖啡馆一直扮演的是商业阶层的公共客厅。英国第一家咖啡馆是1650年由商人托马斯·霍斯基开设的，以用来招待他生意上的伙伴。英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在乔纳森咖啡馆诞生的。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在塔楼街开设了劳埃德咖啡馆。因为靠近泰晤士河和海军办公楼，它慢慢成为伦敦船运业信息交换的中心，发行了著名的《劳埃德船运信息》，并孕育了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个人保险组织——劳合社。

今天，我们身边的咖啡馆依然承担着这样的角色。上海愚园路弄堂里有一家“那行咖啡”，是建筑师们开办的，这个多功能空间经常会举办一些相关的展览。东京有一家“genron”（意为“言论”）咖啡馆，老板是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哲学家东浩纪。“genron”不但举办各种学术与批评领域的专家讲座，还开设培养科幻作家、艺术家、漫画家以及批评家的课程，以此为据点出版批评杂志和图书。

东京蓝瓶子咖啡南青山店店内（霍城 摄）

绝大多数咖啡馆，可能不会有这么明确的阶层特征，但和谁、去什么样的咖啡馆依然是一件有着身份标识意义的事儿。有时候，我会约采访对象去咖啡馆见面。我大多会挑选那些连锁品牌。这些空间是可以预期的，它们是“中立地带”，能够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比较放松，又有一定工作会晤的正式性。我的一个白领朋友有个心得：第一次与人见面谈合作必然在办公室约见，这是专业姿态；第二次见面则会选在咖啡馆，工作之外聊些个人琐事，建立私人关系；等到真的要谈要紧事项了，又会回到办公室。地点不同，状态不同，彼此心知肚明。这些咖啡馆是工作场景的衍生，我们在其中履行的是职业人角色，真的约朋友，大概率不会在那里。

和朋友约会，我会挑一些独立小店。它们的风味与个性代表个人志趣，只与亲密人士分享，本身就是约会的趣味所在。有些人喜欢打卡网红店，它们时髦、有趣，具有话题性，也是朋友圈自我表演的好道具。我也有朋友最恨网红店，“遇到打卡的人叽叽喳喳地自拍，会瞬间觉得自己很蠢”。这大概也是咖啡馆能够成为一种时髦风尚的原因之一。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说，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是个人面对都市中汹涌的各种力量、传统、文化和技术如何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正是因为如此，时尚才有了意义，它能够满足个人差别化和求异心理的欲望。咖啡馆休闲就是如此，在模仿、区隔和求异中，代表了不同的阶层趣味和生活风格。

《咖啡伴侣》剧照

时尚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类咖啡馆，它们能够直接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属于真正的私人生活。石青生活在上海。在他看来，大妈们穿着睡衣、端着保温杯来打咖啡的弄堂咖啡是真正的上海特色——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去咖啡馆依然是一种非日常的，具有文化符号象征的事情。而弄堂咖啡的日常性完成了咖啡馆从公共空间到熟人空间的转化。

在绝大多数有咖啡传统的国家，咖啡馆都是孤独城市生活中温情脉脉的小驿站。“大小咖啡”的创始人张一芃最早爱上咖啡馆是在开普敦留学的时候，咖啡馆里的那种友好氛围，会让一个异乡人有种难得的安全感。墨尔本精品咖啡品牌ST. Ali的培训导师Alicia Feng告诉我，在世界咖啡之都墨尔本，咖啡馆的服务遵循一个共同的三部曲标准：必须和进门的客人打招呼，主动介绍今天有什么特殊的咖啡提供，询问客人对今天咖啡的是否满意。

但真正好的咖啡馆，标准化的服务必须变成熟人式的交流。ST. Ali在墨尔本CBD的店铺每天出品约一千杯，来的都是熟客。咖啡师能记住每一个客人的名字、饮用习惯：要几块糖，奶泡打得薄一点还是厚一点。有时候，客人在门口停车或者讲电话，走进门时，咖啡已经递到了手上。“在咖啡馆，你自然而然会和客人交谈，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Alicia说，“你和他们的私人生活是没有交集的，因此他们能够讲他们的事，释放压力”。

澳大利亚墨尔本Patricia Coffee 的店员（霍城 摄）

要营造“深夜食堂”式的熟人空间，不可或缺的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主理人或者老板，他们维系着人们和咖啡馆真正的情感联结。咖啡发烧友、摄影师霍城去日本寻访咖啡馆，用镜头记录下了咖啡馆吧台后面一张张生动的脸，它们比咖啡本身更能打动他。他在筑底市场拍摄的“爱养咖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老板夫妇已近古稀，仍在吧台后面一丝不苟地制作咖啡。店里的客人也多是几十年的老主顾，一张报纸、一杯咖啡，好像一生的时光都浓缩在了这杯咖啡里。

旅日作家、神户国际大学教授毛丹青80年代末移居日本，最早就在东京筑地市场跑鱼货生意。鱼市上的人劳作起来日夜兼程。忙完活鱼的批发，太阳才刚刚露脸。这个时候，一碗生鱼片盖饭下肚，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既可以解油腻，也是治愈疲劳的良药。就是从筑地市场开始，毛丹青变成了一个“咖啡党”。

位于东京筑地市场的“爱养咖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霍城 摄）

多年来，他喜欢咖啡，更喜欢逛咖啡店，对他而言，与店主交谈是去咖啡馆最大的期待，“咖啡只有添加了人的故事才会有光彩”，这个习惯也是从筑底市场开始的。当年，毛丹青常去的一家咖啡馆老板是个北海道大叔。聊得熟了，他问起大叔为何会到东京来开咖啡馆，听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大叔原本开长途车送鱼，在筑底的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老板的女儿。他带着她去看了北海道万家灯火的渔港。她陪着他跑长途送鱼。他们的儿子成了一名北海道渔民，而他成了筑底市场咖啡馆的老板。毛丹青每次回忆起这段30年前的往事，无论咖啡馆的气氛，还是北海道大叔幸福的神情都恍若眼前。后来，他在日本当上了大学教授，大叔还专程寄来一包新鲜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豆以示庆贺。

《函馆咖啡》剧照

听到大叔的幸福故事的时候，毛丹青正独自一人在日本奋斗。他的人生故事也与咖啡馆融为了一体。30年前，1989年平成初年的冬天，毛丹青日常最期盼的事就是接到远在德国留学的妻子的信件。当年，一封信从日本寄到德国，需要两周时间。

毛丹青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每次路过，总会在那儿遇到野猫，他驻足看猫的次数多了，有时会遇到老板——一位眉毛粗粗的和善大叔。一次，老板盛情邀请他进去坐坐，两人聊起天，毛丹青说起自己的难处，大叔当即表示，咖啡馆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可以使用。在给妻子的下一封信里，毛丹青写着：几月几号日本时间晚上几点，“请你打这个电话号码，我等着”。咖啡馆老板也把日期与时间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笑着对他说：“你不能不来哦。”

等到了柏林打来电话的日子，毛丹青提前几分钟进了咖啡馆。咖啡馆里有很多人，窗外飘着鹅毛大雪。老板走过来，手指门边的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台粉色的公用电话。毛丹青走过去一看，发现上面还贴了一张纸条：此电话故障中。老板向他挤了挤眼，离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铃声很大，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转向了我”，毛丹青背过身，接起了妻子从柏林打来的电话，“听到她喊我的时候，我流泪了”。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19期）原创 徐菁菁